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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向死亡:彭德怀元帅回京与林彪出走

【祭园守园人】
      今天九.一三,  不由得想彭德怀元帅回京,与林彪出走——不同形式地走向死亡之间,恰恰就是文革之峰谷与嗜血本质,遂转此篇以备忘与纪念。


我和彭德怀元帅的一段渊源
             朱甲西

        彭德怀元帅在“大三线”的时候,我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大约10个月左右的时间。
        在此之前,即在1959年上半年,彭总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,我在他率领的这个代表团工作过,临时职务是翻译组成员,和他接触的时间不到两个月。回国后这个团就解散了,我却留了下来主持赠送我军的资料的翻译工作。7月份翻译工作结束,彭总的大秘书“彭办”主任綦魁英大校,叫我到江西庐山亲自向彭总汇报资料翻译工作情况,并请示集中起来的小语种专家们是否解散?于是我上了庐山,鬼使神差地赶上了“庐山会议”的会尾巴,在山上住了几天,最后跟着彭总下山回到了北京,回到北京我的任务已经完成,随即我就离开了总参。
      1959年下半年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,我就因为和彭总的这次短暂接触,成了重点清查对象,遭到批斗和离职审查,尤其是庐山之行怎么也说不清楚。整了半年多,直到1960年4月底才恢复工作。文革结束后,我从我的档案袋中看到我被看作是彭德怀的小爪牙,上庐山被怀疑是传递密信。当然,这是事过多年后才知道的。当时我只能交代自己和彭德怀素无瓜葛更谈不上渊源,三军团时期我是小孩,八路军、一野和抗美援朝时期我是学生,1954年调干参军在军内地位后低微,他是军委副主席,副总理、部长、元帅,如果他有山头我是山形都没望见的人。和彭总的接触完全是工作关系,面对面的时间加起来不到5小时,直接对话总共不到50句。心里想党内的斗争太可怕了,我是命里活该,撞到枪口上了,我心中无鬼,任你们怎么整,整吧!也许因为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,没什么分量,反右倾结案时终于放过了我,没给任何处分,但把我调离中央军事机关下放到南昌320飞机制造厂去当车间主任,让我远离京城。
6年之后的1965年,彭总到成都任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,上任以后他想起了我,通过军委办公厅一纸调令,将我从南昌调到了成都。10月份我从南昌经北京到三线建委报到,先被分配到规划局任代理局长,1966年1月5日改任彭总的技术秘书。
       这里有必要说说三线建设。
      好战的毛泽东其实心理非常脆弱,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他总觉得战争在明天天不亮之前就会爆发,为了在敌人袭击中国东部,打烂坛坛罐罐之后,还能留下几件可以还手的家伙,于是下令搞三线建设。中国东部为一线,中部为二线,西部为三线,三线建设就是西部建核武、军工、钢铁、机械等行业的企业和设施。没有论证和计划,只有毛泽东空泛的号召:“全国支援三线建设”;“各行各业上三线”;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……
      “分散、进山、钻洞”。到底上了多少项目谁也说不清楚,花了多少投资至今各说不一,没有个准确数字,轰轰烈烈地依照毛泽东意志办事。为了统一指挥三线建设的各路人马,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委员会,又叫三线建设总指挥部,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主任也就是总指挥。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长达8万字的一封信之后,一贯猫戏老鼠的毛泽东,将彭请到中南海吃湖南腊肉,还说:“也许真理在你手里”。派彭德怀到三线建设任第三副主任(副总指挥),分管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和协调。毛泽东给了彭德怀一个多大的官儿呢?我看也就相当于副省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三线建委是在西南局建设委员会基础上组建的,一套班子两块牌子,并不是什么中央机构。在西南局开会或看演出,首长席上没有彭总的位子,他只能和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一起坐在台下或者坐在后排。他的战友,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邓华上将其时正在四川担任副省长分管农机,行动可能比彭总自由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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