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医生亲身经历的“三年大饥荒”

  先说说,我参与三年自然灾害(指59、60、61年三年)的调查和救灾工作。

  1959年夏天,我和安徽省卫生厅中医副厅长王任之先生一同出差,调查据说是安徽阜南县十几万农民有急病待诊。到县后,我俩借用两辆自行车骑着到乡下一看,但见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夏季高温、强度劳动条件下,因缺水、缺粮,导致少尿、尿痛、血尿症状,大片农民集结、倒卧在公路两旁树荫下,呻吟不已的惨状。这些农民既然是明显的缺水、缺粮、和强劳动,为何其症状又主要表现在泌尿系统的少尿和血尿?原来该地素来是尿结石病的多发区,平时就与该地的气候、土壤、水质、饮食习惯等因素有关。恰逢这个夏季、在缺水、饥饿和强劳动、大量汗液蒸发状态下,这些因素自然同时加强了其对泌尿道的致病作用。因机体脱水、中暑而进一步导致尿液浓缩,尿中草酸盐极易形成结晶,致使在泌尿道造不同程度的阻塞,使之出现排尿困难、少尿、和血尿症状,自在意中。我记得王老认为这是中医所谓的“暑湿”,开的中药处方是“六一散”及“绿豆汤”。我则建议多饮水,暂时都休息下来,给大家吃饱喝足。以后工作务必注意劳逸结合、解决口粮和劳动时饮水供应问题。途中又访问一个老汉,正在自家门前,喝着打自集体大食堂、一大碗熬煮的糠麸加野菜的稀糊汤,见他边喝边流泪。询问他也不做回答、苦不欲言的情景。这些显然是发生粮荒的预兆。

  说起这种饥荒早在1958年春天起,已经种下恶果。那时节,老人哀叹,眼看庄稼宁叫烂在地里,却无人收获的怪现象。大量壮劳力却又投入于大办钢铁的流水作业的洪流里。1958年春天起正是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总路线三面红旗高高飘扬时期,我在大别山区的岳西和霍山两县参加防治梅毒工作九个月时,亲自见到的是:各级权力机构动员和命令大量民工上山砍伐大量树木。临时就地搭筑炭窑烧木炭。在本地建小高炉用木炭来炼钢。炼钢的原材料是从老百姓手里收罗现成铁器,如铁锅、铁农具、铁窗、铁床之类,其结果听说真个是炼不出钢来的无效劳动。在其他没有木炭的地方,是用煤烧成焦炭,建小高炉炼钢,其结果是一样的只出废品。这就是我看到的当年多、快、好、省,大办工业化的具体措施。由点看面,全国一盘棋。可说在所谓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以前,早已存在粮荒。所谓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,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气候异常,不是“自然”给我们的苦,而是“人为”给我们的苦,可称之为“人为大饥荒”。考其原因是不计成本地大办钢铁,大搞一平二调,吃大锅饭不要钱。在集体食堂大家可以敞开肚皮吃,没吃的了,只好喝清水煮野菜汤。再就是浮夸成风,党报竟公然登出亩产万斤、5万斤、乃至10万斤稻谷产量,节节升高的新闻。并有伪造照片,叫小孩站在人工移植在一起密集的稻穗之上、而小孩并不下坠,表示稻谷因密植而丰收、足令孩子站在上面不会塌倒的喜人程度,叫人相信粮食大丰收是无疑的,不必为“吃”发愁。这种掩耳盗铃、明显违反普通常识的假话,竟然敢讲,却无人敢于揭发。1958年,那所谓(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)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代的特点是,来自上级的号召一个接一个,口号也一个接一个。从上到下,从南到北,狂潮汹涌,希望通过运动方式、命令方式,解决工农业生产翻番,欲使经济实力和国力超英、赶美。

  但因而跟随而来的,不料竟出现了强劲的共产风、浮夸风、瞎指挥风、谎报风,不但违反了民主,也违反了多年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做法。这样的形势发展,其结果恰与主观初衷相反,严重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。不幸给1959年以后的连续三年埋下了全国大饥荒、饿死人的恶果。我是亲见、亲历那50年前的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过来人。说到这段老皇历,对现今60岁(那时只有10岁)的老者,他们对此可能只不过还有些模糊印象。对现今的青年人来说,他们可能更不易理解。

  我在那时的大别山区,感到与全国形式一样,到处特别强调阶级斗争。经常听到动员民兵和群众协助抓捕特务、搜捕反革命份子事件。偶可遇到就地枪决人犯的案例,一个区、县政法部门听说就可判人死刑。群众喜欢围观行刑场面。我们防治梅毒小组有年轻组员叫我去看枪毙人的热闹,我从来不愿、也不喜去看这种铳人场面。以后才知道其中有个别“犯人”不是反革命的当成反革命份子处理的不乏其人,例如说些对三面红旗的牢骚话或表示不满的人就可判“现行”,是犯了大忌、大法。其中只有极少数比较幸运的,是坐牢多年或人头落地以后多少年才得到了平反昭雪。

  另外,就是强迫命令、堵塞言路成风,将持不同意见或说真话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,编入另册。

  1959年春季和夏季,我先后两次随卫生厅正、副厅长,朱、杨二人,给他们做医学参谋,调查据说是涉及面很广的“疫情”的病因。

  先是该年五月,卫生厅厅长朱某受省委指派调查贵池县据说有疫情,叫我(当时我是安徽省立医院内科主任)和他一块,去江南贵池县一个大队蹲点。那里的农民被迫吃集体大食堂,吃的主要是北方调运来的麦麸,所谓鱼米之乡的江南已经没有“米”可吃了,只吃为救灾从北方运来的麦麸再加野菜、树叶和水一起熬煮的稀糊汤。我们蹲了三天,我计算当地每人每天营养所进食的总热量十分低下,不敷维持正常生命所需,我把计算出来的平均每人、每天的营养成分的数据(依据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三大主要营养成分计算所得)和营养成分极为不足的结论,交给了厅长。又兼南方人不习惯吃麦麸,致多患腹泻,更促进病情恶化,因而已经到处有饿死的农民,倒毙在路旁者也不少见,显然可下大面积“饮食性营养不良”的医学诊断结论。但到县委回报情况时,县委书记,名字我忘了,却否认缺粮,他坚持说:“是流行病引起的死亡,我们不缺粮,故死亡绝对与粮无关”。他所说的流行病的概念,大概是指传染病而言,也就是他们所说的“疫情”。并且举例说我县中学生口粮32斤,为什么下乡劳动,也会浮肿。也就是说,浮肿不是缺粮而是疫疠传染引起的。但他没有调查中学生下乡,到底吃进肚里的究竟有多少粮,就这样武断地反驳我们。这位县委书记是当时顶着政治挂帅桂冠的一方土皇帝,他可以睁眼胡说,而不能与之理喻。奇怪的是,当时在座的一位省委农业部部长张某,却也装聋作哑,一点也不表态。那位卫生厅厅长朱某回省后,却再三斟酌如何向省委写这个报告,经过和秘书相互推敲许久,最后只上报以乡下“苍蝇多,卫生条件差,少油”,以这三点为借口的含糊其词,不说真话。那时的政治风向是,谁暴露影响负面政绩的坏事或信息、说了真话,谁倒霉。事实由三个月后卫生厅杨副厅长下乡做同样的调查,他倒是说了真话,得到的却是遭受严重打击。下面把这件事情叙述一下。

  该年八月,因为听说又有严重疫情,我被命随卫生厅副厅长杨辉明和卫生厅办公室主任刘连廷等人,带着三、四十余人的防疫大队的防疫员们去无为县一个大队蹲点调查。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,就收到农民悄悄暗地送来、控告基层干部的小条子百余张,控告的主要内容是:干部强迫搜缴老百姓的家畜、粮食、钱财(包括银元);不准私家开火做饭,见到哪家屋顶烟囱冒烟做饭,就到哪家砸掉铁锅和锅台,只能吃集体大食堂,但大食堂已经拿不出什么吃的东西了。我们挨门串户访问时,农民只是流泪却不张口讲话,经再三安抚和追问,他们才努嘴暗示,距我们百十米外有人跟踪监视,农民们不敢反映实情。经我们对大队干部怒斥,这种跟踪监视行径始止。我们硬是索要大队的户口册,按册挨户查对该大队近三个月内,因“浮肿或干瘦” 而死亡的人口数,“浮肿或干瘦”是以通俗语言代表蛋白质营养不足的重要体征,老百姓都听得懂。在一个有5,000人口的大队,三个月内竟死了2,500人。这恰巧都是百位整数,这两个数字特别好记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,即50%的人口在3个月之内消失了。其实,这是大跃进、大办人民公社、大办钢铁的恶果促使各级干部向上浮报成绩、向下层层加码逼迫农民老百姓所致。由我执笔写的一份草稿,有图表调查按户口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;有眼见树皮已被饥民剥光、抓食生泥鳅;有死人太多、尸体只能草草地用草席简单卷埋了事、间或被饿狗扒出啃食等惨状的描写。厅办公室主任刘连廷把我草稿里写的“目不忍睹”和“草席卷埋”等叙述字眼划去了,说不能写这样刺眼难看、不中听的字句。杨副厅长以这份修改、整理好的报告上报省委后,不意竟被省委书记曾某召去当面斥责。听说当场在座的一位书记处某书记为杨副厅长打圆场、开脱说:“老杨啊,你忘了你小时候在乡下放牛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