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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步难行的日本汽车制造商

本月,本田(Honda)在中国南方的部件厂爆发罢工时,中方副总经理恳求组装线的同胞们复工。

在工人们拒绝后,广州汽车(Guangzhou Automobile)的一名高管被派去谈判。广州汽车是日本公司本田在附近多家组装厂的一家合作伙伴。

当争端升级到有可能失控时,本田制锁(Honda Lock)的日方高管没了踪影,唯一可循的是移居中国的总经理在一份通知上的签字。通知措辞严厉,警告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,否则将“按相关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公司政策”处置。

若非工人们显眼的丰田制服,这件争端可能会被仅仅视作一桩本地事件。

但分析人士表示,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可追溯到本田在日本的根源,日本人辛勤苦干但通常狭隘的管理风格在国外很难行得通。

在中国,新一代年轻民工对此有普遍的不满,行业动荡也并非罕见。

台湾电子集团富士康 (Foxconn)在其华南主要工厂发生一连串自杀事件后,正在提高薪酬,修改其“工业园区”的业务模式。富士康为苹果(Apple)等西方品牌生产小配件。

然而至少在汽车行业,在最近的劳资问题中,涉及日本公司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很突出。

过去一个月,本田和丰田 (Toyota)在中国的8家供应商都遭遇了罢工,很多依靠其产出而运行的组装厂被迫停工。

“说到在华业务,日本公司只是换了地方而已。他们根本没有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,”为日本公司海外扩张提供咨询的迈伊兹集团(Myts)的首席执行官池田博义(Hiroyoshi Ikeda)表示。

池田博义和其他专家指出,日本制造商往往会把编织紧密的经连企业关系(keiretsu)一起带进中国,使它们更依赖于少数可信赖的供应商。由于那些供应商通常难以将成本上升转嫁给“客户”母公司,它们面临更大压力,不得不限制工人薪酬。

“(罢工)暴露了日式及时制生产的弱点,”立教大学 (Rikkyo University)的Kiyoshi Kasahara表示。

当工人罢工时,日本集团绷紧的供应线意味着,短缺很快会沿着供应链波及开来,把原先对美欧汽车组装厂而言的一个小麻烦变成一场大破坏。

政治和文化也有关系。虽然英国《金融时报》过去数周内采访的罢工者中,没有人明确表现出反日情绪或提及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,但分析人士表示,地方政府可能对打压发生在日本公司的罢工更为犹豫。

过去,对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曾经的敌人态度软弱,指责,曾经上升到广泛的**府抗议。

在采访中,工人确曾抱怨,他们的日本上司态度冷漠,获得的薪酬要高出甚多。“他们不说中文——所有的交流都通过翻译——他们一个月挣几万块人民币,”本田制锁的一名工人表示——他的基础月薪能为1130元人民币(合166美元)。

这些抱怨凸现出专家所说的一个问题,也就是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提拔中国雇员担任管理层方面动作迟缓。

从零部件的交付到厂区中的问候,日本公司在所有事情都讲求一丝不苟的协作,并将其视为自己最大竞争优势之一,这种观念让他们不愿将控制权拱手让给外人。

“日本高管并不真正信任外国人,”丽泽大学(Reitaku University)教授Yukio Kajita表示。他指出,在美国和欧洲,本地人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在丰田、本田和其他日本公司坐上高级经理人的职位。

“(中国工人)断定,即便他们努力工作也不会得到升迁。”

立教大学的Kasahara表示,日本公司也可能太过相信中国官方控制的官方工会,中国工会“一家公司一个工会”的结构,从表面上看与日本相似。

工人们通常不信任工会,许多西方公司特意建立了非正式的申诉网络以绕开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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