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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来告诉你,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泰国高??

张庭宾

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,地球上令人困惑的事越来越多。

今年2月,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,题目叫《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》,说春节去泰国,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品便宜。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,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%的泰国相比,平均高出30%~40%。

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商品价格上。她比较了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,按欧元与人民币11:1计,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在法国的价格一倍。她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,比如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,按照1:8的兑换率,风衣价格连进口价格的五分之二都不到。若按1:6.8的兑换率,价差更大。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同类进口商品价格相比较,差价更为离谱。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,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。

“这实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践,也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,需要重新认识和诠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,如此,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才能有希望。”

左女士提出了问题,但是没有给出答案。而这个问题迫切需要答案,不然我们就会丧失一次抓住中国真问题的契机。

如此一层层负担加上来,中国国内商品焉能不贵?而在房地产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由于过去多年实施的是出口导向优先政策,在宏观管理成本日益高昂的情况下,中国商品出口海外,除了出口补贴外,靠的就是勤劳高效、廉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力,来对冲高昂的宏观管理成本,从而形成一定的国际价格优势。

在出口导向优先的政策下,劳动力的“廉价”就成为了某些主流人士眼中必须牢牢控制的指标。因为如果劳动力贵了,那么出口导向型经济就不可维系。那么,宏观管理成本就必须降下来。

或者正因如此,中国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外汇储备,在某些人士眼中,是绝对不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,转移为国内国民收入和国内消费的,中国央行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近万亿美元,但法律规定不能借给中国政府一分钱。

中国宏观管理成本在过去20年内日益膨胀,行政开支和政府投资不断扩张。当前政府行政开支、投资分别占到财政支出的18%和25%左右,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。由于行政开支属于损耗性支出,加上政府投资效率极为低下,其投入产出率低于0.5,这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,退出了经济流通(以烂尾工程和反复翻修的马路为代表),使得中国银行[4.20 -1.18%]业的货币乘数不断下降,最低甚至达到3.5(国际上一般为8)。为保证经济活动的必要流动性,央行不断超发货币,形成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对内贬值,民间总体购买力的不断相对收缩,即与M1、M2的增速远超GDP的速度相对应的是,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也远超GDP的增速。

由于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,他们往往只对上负责,不对社会公众负责。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寻租,使得日益高昂的行政投资成本等,常常通过公权力转嫁到社会公众和守法企业身上,也就最终形成了中国商品比泰国、美国贵的奇怪现象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盛极而衰,因为国内商品房价已经达到了公众的承受极限,这一既有轨道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也就是说,如果主动改革,可以化害为利,如果中国宏观管理成本能降低到西方国家的一般水平,中国的国内需求提高,那么中国经济将仍可以有20年的科学发展,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在情理之中。



这个调查和社会大众的感受是吻合的,所以国内出现了不少“代购”一族,专门到海外买便宜货。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也可以加以印证——继日本东京等四个城市之后,北京、上海、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。京、沪、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104、111和98位,飙升至26、28和29位。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,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——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深圳、广州。此外,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。

如果考虑到2009年6月以来中国大都市房价急剧飙升的变数,在2010年度的排行榜上,中国很可能将独霸亚洲。至少谁也无法否定,中国的房价和车价已是世界上最高的。

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,已被国人概括为“警惕工资非洲水平,生活成本欧美标准”。

那么,为什么中国的物价高出泰国、法国、美国呢?

这显然与“人民币低估”的结论背道而驰。如果人民币升值,那么这种中国与泰国、美国的物价比岂非更高?

存在就是合理的,世界上存在的异常现象,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,中国的高物价现象也不例外。

中国最容易被人反复提起的是“劳动力价格”的比较优势,但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“国家宏观管理成本”的比较劣势,笔者认为,正是这个比较劣势造成了中国的畸形物价。

中国的宏观管理成本(其中主要是政府成本)是全世界最高的。因为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(包括土地转让费)已达GDP的30%左右,这个比例在全球只有北欧个别国家能达到。然而,与中国所不同的是,瑞典等北欧国家是全球最高福利的国家,他们享受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全部社会保障。而中国是世界低福利的国家,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住房等大部分都要国民自己负担。

这还不是国人的全部压力,国内居民还承担了非统计范围内的成本,比如各种本应取消的道路收费。这种成本仍在增长之中,比如土地70年使用权招拍挂竞标,已经使土地使用成本非常高昂,但最近,在没有取消此制度的前提上,有些地方又在酝酿房产保有税,即变相的物业税,其实质为双重征税。

各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大大增加了商品在国内的物流销售成本,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,这些成本也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

从对外经贸关系上,由于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,此政策的本质是给国外的消费者税收补贴,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,这些收入缺口必然要转嫁到国内商品身上,致使国内物价更高。而外国对中国企业增收的反倾销税和特别保护惩罚税,当然企业也要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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